作者｜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被誉为“这个时代天才的历史学家”。
本项研究的起点，是关于现代世界中的价格动态的历史描述。其首要目的是描述贯穿过去八百年变迁的主线。其核心发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同时，这些长期动态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它们全都呈现出波状结构，并且开始方式大致相同。第一个阶段，是悄无声息的开端和缓慢的推进。价格在一段漫长的繁荣时期缓慢上升。增长的幅度依然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起初，这绵长的波动似乎仅仅是又一次短期事件。不过后来，它展现出一种新的长期趋势。
新趋势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通胀的事实，而且在于通胀的形式。相关价格的表现尤其发人深省。食物和燃料引领着物价上涨的动态。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落在了后面。这些模式表明：主要的动力是过剩的总需求，其产生的原因是人口的加速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趋势是个体选择的产物。人们刻意选择早婚。他们无所顾忌地决定多生孩子，因为物质条件在提高，而这个世界似乎成了一个较好的成家立业之所。人们要求获得且起初确实也得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因为劳动力的市场在扩张。每次价格革命的第一个阶段都以物质上的进步、文化上的信心和对未来的乐观精神为标志。第二阶段情况大不相同。当物价打破之前平衡期的界限时，就迈入了这个阶段。这通常在其他事件的介入下发生——常见的是由前段时期逐渐养成的傲慢狂妄引发的野心勃勃的战争。例子包括：13世纪皇帝和教皇们之间的竞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建立国家的冲突、18世纪中期王朝和帝国之间的缠斗，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令物价暴涨又大跌，这样的状态既是不稳定本身的症状，也是其原因。其结果包括政治混乱失序、社会分崩离析，以及文化焦虑情绪的滋长。第三阶段始于人们发现价格通胀是一种长期趋势，并且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况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作出令价格进一步高涨的选择。政府和个人扩大货币供应，并提高了其周转速率。价格通胀一次次被更加精巧地制度化。在新的制度化通胀成为大势所趋时，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物价变得更高，且极不稳定。它们开始暴涨，并且以更加瞬息万变的态势下降。严重的价格冲击也反映在商品动态上。货币供应时而扩张，时而收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政府开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并且公共债务激增。在每次价格革命中，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另一些不平衡甚至更加危险。薪酬起初还能跟上物价，此时却落在了后面。劳动力收入下降，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上升。富人变得更富有，中间阶层的人们处境不利，穷人则境遇凄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加剧。而忍饥挨饿、无家可归、违法犯罪、暴力行为、酒类消费、毒品滥用和家庭崩坏的现象也增多了。这些物质方面的情况引发了文化上的反响。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每次价格革命的倒数第二阶段都是阴暗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梦魇。这是一段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念的时期，也是一段绝望地寻求精神上的价值的时期。各种教派和邪教迅速滋生，常常充满愤怒和非理性因素。知识分子转而猛烈地攻击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过去和未来都不确定，于是陷入精神异化和文化颓废的状态。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均衡的恢复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平等现象继续滋长，这是此前价格革命的余波未了。但随着新动态成为大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这段时间对劳动者、工匠和普通民众更为有利。地主们压力沉重，但大多数人改善了经济状况。家庭得以巩固；犯罪率下降；毒品滥用和酒类消费降低；对外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和暴力，追求统一的内战却变得更加常见和成功。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经历了许多年的均衡期和相对和平期，人口开始更加快速地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了。物价、地租和利息再度开始上涨。随着总体需求的上升，一股新的潮流出现了。下一次价格革命并非一模一样，但是在许多方面都类似。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尽管历次价格革命都有着共同的波形结构，但它们的持续期间、量级和范围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并非随机的变量。它们糅合了从一次巨浪向下一次巨浪发展的一系列历史进程。从12世纪开始，在历史变化的绵延序列中，一次接一次的价格革命此起彼伏。从中可以甄别出几个这类的序列模式。第一，最明显的是变化率的变化。从一次浪潮到下一次，价格通胀率的年平均值成几何级数地增长：13世纪的价格革命为0.5%，16世纪的漫长波动略高于1%，18世纪的较短期波动将近2%，而20世纪价格革命至少4%。这种加速增长是由市场的扩张和涨价的制度化造成的。第二，随着变化率的增大，在每次价格革命的后期，较大比例的总体价格上涨变得越来越频繁。在中世纪价格革命期间，从时间分布来看，上升幅度的绝对值分布相对均匀。在20世纪价格革命中，从1896年到1996年物价总涨幅中的一半多，都是在1970年之后发生的；其中十分之九发生在1945年之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两次价格革命之间价格变动的加速。第三，年浮动范围一次比一次小。在中世纪价格革命中，这些来回摇摆的动态非常剧烈且危险，主要是收成状况变化的结果。当人们生活在生死边缘时，食物价格也变得更不稳定。每当下一次价格革命来临时，这些动态都变得较不极端，而起伏波动也会下降。生产的增长造成了剩余，充当了物价的缓冲垫。市场的扩大和交流的改善也降低了地方性短缺和季节性波动的毁灭性影响。第四，从一次浪潮到另一次，文化危机的最后阶段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具有灾难性。中世纪价格革命以14世纪大规模的饥荒和瘟疫告终。第二次浪潮在17世纪普遍危机时达到高潮。这是黑死病之后欧洲人口唯一的一段下降期，但严重程度不及14世纪。第三次浪潮在世界革命年代（1776—1815）达到顶峰，这是一段麻烦重重的时期，但人口继续增长。20世纪的价格革命则尚未达到其高潮。第五，在人口方面，危机一次次变得不那么严重，但其社会后果变得越来越广泛。每次大危机都会引发一场社会革命，而激进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14世纪危机大大地推动了西欧隶农制的终结，并且将建立在征服和镇压基础上的社会转变成了一套关于阶层的习惯制度。17世纪的普遍危机改变了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形态，并扩大了法治的观念。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革命期危机（1776—1815）使得美国和欧洲的公共机构更加贴合人民的意愿，并且能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利。它还将社会阶层体系转变成了阶级体系。20世纪的巨大浪潮尚未到达终点，但它已经导致了左翼（东欧）和右翼（拉美）极权主义制度的崩溃，并在许多国家引发了势不可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近现代历史中的每次大危机最终都改善了普通民众的处境。它还拓展了关于人类尊严、自由和法治的理念。在历次大潮中，这种趋势一次比一次强烈。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这些描述性的模式引发了许多关于价格革命起因的问题。是什么掀起了价格革命？是什么样的历史进程塑造了它们独特的结构？费尔南·布罗代尔是少数几位考虑过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并宣称它们“不可能”解决。毫无疑问，历史和经济学中的常规解释模型在适用于该问题时，都不会很管用。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对价格革命最为简单和直接的解释是货币主义模式的，它认为，价格水平取决于流通货币的数量和周转率。这种解释非常有说服力，并且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大有帮助。很多研究都毫不质疑地确立了这样的观念：货币因素对价格水平有重大影响。但是用货币主义模型来解释价格革命的首要原因时，出现了困难。因为时间总是不太对得上。比如，16世纪价格革命早在1475年就开始了，比美洲的贵金属运抵欧洲早了三十年，比其大量流动早了五十年。而且货币主义模式无法解释价格革命的许多方面。它无法解释相关价格的动态、物价和薪酬动态的差异，或者劳动力和资本收益的差异，也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价格和利率在长期通胀中一同上涨——即吉布森悖论（Gibson Paradox），这是货币主义的一大问题。
货币解释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最初会选择扩大货币供应，或者在某些时期比另一些时期更多地采取这种做法。历史上货币供应的增加，不是像宙斯扑向达娜厄时那样化作一阵黄金雨而凭空出现的。人们深思熟虑后决定改变货币供应的规模，不是为这个原因就是为那个原因。在这些事件的历史中总是有一个先决原因。此外，货币主义模型在一些时期比在另一些时期更管用。它在价格革命的中期和晚期阶段表现突出，对于早期阶段以及价格均衡期则并不适用。将它用作一个历史变量而非理论常量时，它的诠释力更强。在一些时期，货币的力量强大、锐不可当；但在另一些时期，其力量很弱，而且是次要的。总而言之，威廉·阿贝尔根据长期细致的研究得出结论：“谷物价格的长期趋势……无法通过货币流通的波动来充分解释，尽管从让·博丹（1568）的时代就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即便拿单纯数量理论的改良形式来救场，价格动态过程中的时间差依然令人费解。”简而言之，货币模式是解释价格革命原因的一个必要且重要的部分，但不是一个足够充分的解释。单靠货币主义是行不通的。对起因的第二种解释，是马尔萨斯主义模式，以经济和人口增长之间的不平衡性为核心。在这里，马尔萨斯的论调同样对我们大有帮助。价格动态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联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稳固。许多（并非全部）历史学家相信：马尔萨斯主义模式与中世纪价格革命，尤其是14世纪大危机留下的证据十分吻合。有些人带着同样的信心将它适用于17世纪的欧洲普遍危机，以及20世纪非洲的危机。但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1798）之后，他的模式就不再那么切合西方世界的历史事实了。从18世纪晚期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欧洲的危机大都源自结构上的不平衡和制度的不稳定，远远早于马尔萨斯主义所谓的“积极限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差异暗示，人口压力是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而马尔萨斯主义模式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马尔萨斯主义（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调有助于解释问题的许多方面。就像货币模式一样，在解释价格革命时，它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不足以完成当前这个总体解释的任务。第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依然受到美国和欧洲许多学究式历史学家的青睐。乍看之下，波状图的一些部分看起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生产制度的变动，对价格、薪酬、地租和利息的动态都有重大影响。而且历次巨浪中的不平衡性，都部分地源自阶级差异，并且反过来又催生了阶级冲突。这些模式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都十分明显。许多学者，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中世纪价格革命的高潮是“封建主义危机”的一部分，并且是生产力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一些人则对16世纪价格革命提供了类似的解释。还有些人试图将20世纪的长期波动说成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然而，对年代表的检视揭示出：近现代的四次浪潮不完全符合统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三种生产制度理论。“价格剪刀差”这样的情况，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是“封建主义危机”引起的，但它发生在每次价格革命之中。20世纪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的那些事件，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更进一步地说，被马克思主义者归于生产制度的历史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交易结构以及其他物质和文化联系。总体而言，价格革命和价格均衡期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组织变化模型不存在关联。马克思主义模型依然在很多方面有着启发的作用。它促使我们铭记：历史是关于全人类的，而不仅仅属于少数精英。它提醒我们，阶级关系是我们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教导我们眼光要长远，要有大局观。第四种模式是寻求用农业生产的节奏来解释长期的波动。主要论著来自埃内斯特·拉布鲁斯，他论述道：法国经济中的价格波动受到农业收成的驱动，而歉收会使谷物价格升高，降低农民收入，并且使得穷人将他们少得可怜的薪酬大半花在面包上。这些因素被认为引发了工业产品市场的缩水，并导致了总体萧条，会一直持续到收成改善，使价格回落和恢复。其他高度复杂的农业模式是由伟大的德国学者威廉·阿贝尔发展出来的。这种路径有许多长处。它在被发明出来的那个时间和地点——16到18世纪的欧洲乡村历史中——最为切实有效，有助于解释每次价格革命中相关价格、地租和薪酬的动态，让我们理解艰难时代与高昂物价的特殊结合，而这种结合在每次大危机中都发生过。但是，面对20世纪的巨浪或者近代早期北美和南美洲的情况，它却完全失灵了。它的另一个弱点是，很难解释为什么农业收成的变化在历次巨浪中依据时间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后果。价格革命早期阶段以及价格均衡期出现的短缺，不像在大危机时期出现时那样具有灾难性。17世纪90年代的歉收，尽管也非常严重，其结果却与18世纪80年代短缺的后果迥然不同。为了解释这些差异，就必须超越农业模式的界域。而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式，尤其是它的供求法则。这种方式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帮助。物价的涨跌可以被理解为总体需求水平变化的普遍结果。货币模型也有着新古典主义式的基础，即把货币看作一种商品，认为其价值随着供应量而反复波动。在这个及其他方面，新古典主义模式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价格机制的工作原理。这种模式在解释为什么每个历史时期它的运作都不相同时，相对不太成功。它帮助我们清晰地按照供需模式思考价格动态，却并不能解释需求变化的原因。这个模式可能有助于建立一场巨浪的模型，但无法告诉我们巨浪从何而来，或是为什么形成了其独特的波形结构，以及它为什么又戛然而止。通过对长期经验的观察，一位法国学者总结道：没有长时段（long durée）的历史问题能够单单通过经济学来解决。人们可能同样会说：单靠历史学也不行。历史学和经济学，如果其中一个想要取得哪怕一丁点进步，都必须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经济理论中寻求普遍规律的方法与历史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工具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解释我们问题的另一种途径，是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学。它认为，这些巨浪都是由于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发生的。多年以来，许多学者都试图将地球的气候变化与太阳活动同价格动态和大危机联系起来。近来，在气候历史领域，有很多对14世纪寒冷时期、蒙德极小期、17世纪太阳耀斑，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小冰川期”的学术探讨。乍看之下，所有这些插曲都与我们在欧洲以及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看到的重大危机时期有关。更早的同类全球危机也被古代历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甄别了出来。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巩固这些论断。但是在近现代时期，气候模式经不起细节上的推敲。年代记载是问题关键所在。例如，欧洲17世纪的危机与蒙德极小期有所重合，但开端早了五十年。17世纪末、18世纪和19世纪，几段突出的寒冷时期被总称为“小冰川期”，它们展现出与短期波动的密切联系，却与长期趋势不符。1979年，气象学家、古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齐聚一堂，得出一般结论：气候变化与长期的经济变化之间并无密切联系。毫无疑问，气候变迁是1315年、16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危机的沉淀剂。它们还作为一种强效催化剂，在巨浪的各个时间点发挥着作用。但就目前所知，环境变化似乎不是近现代时期物价动态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论断可能随着进一步研究而发生变化，但目前的生态模式更适用于解释核心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用来解释潮流本身。最后，还有历史主义模式，寻求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它的出发点是每个历史事件都独一无二，要用特定的情境、独特的细节和内部的复杂因素来解释它。当历史主义者试图对零散事件进行总述时，他们采用集成的方法，而不概括。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H.A.L.费舍尔，他主张：历史是个巨大的事实，无法进行归纳。对于价格革命这一主题，历史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每次巨浪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且细节会造成很大差异。但历史主义无法解释自中世纪以来反复多次发生的这个总体模式。这七种归因策略，每一种都有助于解释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但没有哪一个足以解决它。当前解释的任务要求融合其他的方式，取长补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解释应当融合生态、人口、社会、货币和经济因素。它不应当沦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多元论，或是降格为具体个案解释。它应当既能解释历次价格革命的相似点，又能兼顾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本文选编自《价格革命: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定。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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